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提出所谓竞争性的前提假设，而是理解这个表面上看来不同的前提究竟想表达什么。
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如果说儒学是一种思想流派、学术体系、文化形态，和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是缠绕在一起的，那么经学就是其源源不绝的思想燃料库和航向校准器，与经典的整理和解释活动融合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文献学色彩。
如南宋的章如愚在《群书考索》一书中，就溯源诸经传授而为之图。与古文家的混一经、史，降经为史，甚或以史代经相比，皮氏的经学立场可能要传统一些，仍坚守旧有的治经理念。特别是大学亦取消了经学一科，经学的内容被肢解到了文、史、哲各专业里面，经学彻底瓦解了。如果是按照这一观念来理解和定位儒学，那么在经学解体之后，儒学也就不复存在了，更遑论新时代的发扬与转型。荀子之后，《庄子·天下》定儒学为道术全者，首举内圣外王之说。
晚清以还，作为官学的经学体系宣告瓦解，由此进入到所谓后经学时代。所以经学并无固定的模式，只能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把握其特征，确定其框架和描述其面貌。如本地人不得做本地官、富庶地方的人不得在中央财政部门做官等，此外还有亲属回避、师生回避。
那时的清流以道义自许，不畏强权，痛斥宦官、外戚专政的政治黑暗，因此受到残酷迫害，同时也由此积累起巨大的道德声望。2000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事实上，原初儒家理想中的很多东西甚至很难为皇权容忍，例如：根据儒家贤者居位的观念，让贤不传子的三代禅让之制始终作为理想而受到推崇，后世一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甚至由此推出一种类似柏拉图哲人王式的君儒观念：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的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为了行政安全至上，有时不仅行政正义可以放弃，连行政效率也可以牺牲。
（贾谊：《过秦论》） 这样的民风简直比据说儿子到父亲家吃顿饭还要付钱的现代西方还要个人主义了。雍正就特别反感那些操守虽清却不太听话的儒臣，把他们斥为洁己沽誉的巧宦，认为他们比贪官还坏。
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自为心也。媳妇生了男孩便得意扬扬，不把公公放在眼里，婆媳一语不合，便反唇相讥。然而在当时，皇帝们主要是从巩固家天下的角度去总结经验教训的，他们自然不会从权力腐蚀律着眼，而只认为是书生意气过于迂腐乃至狂妄。同样的，臣之所以能为君用，是因为他们期望以此得富贵。
具体在吏治问题上，儒、法两家的吏治思想几乎是两个极端，即儒家的吏治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如此等等，这些弊病以往常被看成是儒家高调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差距，即所谓有内圣而无外王。应当说，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特征是儒家社会理论不同于法、道、墨、杨等时论，也不同于现代公民文化的最关键之点。这种为了确保皇权安全的分权制衡往往比近代民主制下为了保护民权而设立的分权制衡还要复杂得多，以致十羊九牧，政出多门，相互掣肘，严重影响行政效率，也是导致冗官冗吏、编制膨胀的重要原因。
汉儒曾这样描绘秦的民风：儿子借父亲一把锄头，父亲的脸色便很难看。亲疏不同，人际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也不一样。
因此君王安排吏治，首先考虑的就不是如何顺天应民，实现行政正义，而是确保大权在我，居重驭轻，强干弱枝，防止权臣窃柄、君位架空，致使法、术、势失灵而危及家天下。从秦代以甲首（战场上割下的敌人的脑袋）计数的军功爵制，到明清以高度形式化的智力测验为实质的科举，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观念，体现的是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观念，由此导致行政中讲人情、分亲疏、形成小圈子和差序格局的弊病，这对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显然是不利的。极而言者甚至把人人都视为皇权之下的无产者：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打个比方说：儿子固然有孝敬父亲的义务，父亲却不能随意任免儿子。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或者是君主故意鼓励臣子腐败，以消弭其过分的大志。例如东汉魏晋时弊端百出的门阀制度，就是从东汉前中期的清流党人把持中正发展而来的。
儒法之别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就是宗法制与反宗法的编户齐民之制在观念上的区别。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丈夫告发妻子，不但他的财产可以保全，妻的财产也可以用来奖赏他。这种自下而上的荐举加上朝廷自上而下地按伦理标准征召孝廉、贤良方正、至孝、有道之人为官的做法便形成了东汉至隋这一时期官吏选拔的主流方式，即察举、中正之制。
法家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推荐贤者为官的做法，主张所有人都以个人身份，摆脱一切人事关系的影响，直接由朝廷按客观标准考察任用。而在现实吏治中海瑞之所以罕见，在儒家看来是理想太完美，曲高和寡，大音希声。
根据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的观念，从圣王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荀子·子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种做法固然形成了全社会讲道德的风气，但却流于虚假，而且实践证明性善论假定的那种出以公心的荐举（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也不可靠，它往往变成出于私心的拉帮结派、门阀自固，不仅贻害吏治，而且不利于皇权。这当然与现代平等观念相悖。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法家 性恶论 。
所谓文死谏、强项令，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式的事情，无论在道德上怎样受到儒家价值观的称许，现实中却很难为君王接受。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后者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规劝权臣们纵情声色犬马，而放弃政治抱负。
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制是法家之制。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是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
前者如汉之萧何，为释刘邦之疑而故意霸人田产，自毁声誉。于是儒家的吏治思想往往只是在纸上受到独尊，而实际吏治则按法家的一套运作。法家认为人间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竞争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权力）（《韩非子·五蠹》）。天子虽有大宗嫡派总家长之名，毕竟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不可能越过各级家长直接控制臣民。
法家采用极端的反宗法措施：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强制解散大家庭、切断家族纽带。君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哪晓得做甚皇帝？（曾静：《知新录》）这样的言论可谓异端之尤，无怪乎清帝雍正会把这种贤者居位说骂为狂怪丧心之论（胤稹：《大义觉迷录》卷二）。
法家思想是在中国由血缘族群时代转向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转折中形成的。但行政正义优先的原则如果贯彻到底，对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是不利的。
而儒家则认为皇权膨胀到如此地步是不公平的：它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仅仅是为了满足君主个人的贪婪，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韩非子·奸劫弑臣》） 换句话说，海瑞式的清官在儒家看来是吏治的典范，在法家看来却是吏治之癌。